死亡原本是生命解脱的重要瞬间，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，死亡却成为最恐惧的时刻。医疗技术已经完全控制了死亡的过程，“死亡的艺术在无声的药物中早已失去”。
死亡是生命最后的驿站，是生命获得解脱的瞬间。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，死亡时最神圣最安详的时刻，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死亡却是最孤独恐惧的时刻。医疗技术完全控制了死亡的过程，尽管延长了死亡的时间，但却占据了生命最后的空间，是人们的心灵和情感无处安放。
过去的人大多都死于家中，在亲人的陪伴下安祥地离去。现代人习惯在医院度过临终的时刻，并经常使用人工手段是生命得以延续，尽管这会使临终者饱受折磨。特别是那些无法治愈的病人，为了延续一段时间的生命，不像鬼的花费进行抢救，但换来的只是病人更多的痛苦，而不是有品质的生活。患者无助地躺在医院的监护室里，浑身上下插满管子，在孤独与痛苦中告别人世，甚至来不及同亲人说再见。
我们常常在医院经历这样的事情：病人生命垂危，被送进了监护室，家人只能在监护室外焦急地等候，不能进去陪伴那随时会告别人世的亲人，直到被医生告知，患者已于几点几分死亡。想到没能在最后时刻陪伴在亲人身边，让至亲的人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，那份愧疚、遗憾和悲痛是可想而知的。
更为不幸的是，许多人在最后时刻还要经历那惊心动魄的抢救。人们不太了解医院的抢救是怎么回事，也不知道它的后果。所谓的心肺复苏急救，就是切开病人的气管，然后一条很粗的管子，外接，以便帮助病人呼吸。病人如果心跳停止，则利用电击或心脏按摩术帮助他恢复心跳，这种方法有可能是病人的肋骨折断。事实上，这套急救方法，如果用在车祸、溺水、触电人身上，或用在心脏病人身上，是非常有效的，常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。但是如果用在临终老人的身上，只能延长几天生命，却无法真正挽救生命，还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折磨。
这还算不上什么，最糟糕的是，许多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，还要被动地接受毫无意义的过度治疗，忍受治疗带来的巨大痛苦，死亡的过程被拖延的很长很长。一方面是没有必要的过度治疗；另一方面却是对病人的严重疏忽，病人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解脱。因为现代医疗行为的首要职责，是延长病人的生命，而不是帮助病人减轻痛苦，病人只能在痛苦和无奈中离开人世。
过去的医生不想今天这般自信，认为疾病是可以战胜的。那时一个优秀的医生最重要的服务内容就是在病人临终的时刻，守在病床旁，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，帮助病人平静安祥地逝去，同时安慰和支持病人的亲属，这一切通常都是在家中进行的。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在医院里进行，医生职责只是治疗疾病，不再有陪伴、不再有帮助、不再有安慰。
正如舍文·努兰德在《我们如何死去》中所说：“死亡的艺术在无声的药物中早已失去了意义，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挽回，但却解决不了病痛对病人心灵和肉体的蹂躏。”其实，只要不采取勉强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，人在极度衰弱时会很安祥地死去。尽管肉身已接近于瓦解，但精神上可以获得自在、解脱和愉悦感，甚至还有余力慈悲地回馈亲人。如果明知疾病已无法治愈，现在的医疗手段，完全可以做到减轻临终者的痛苦，我们只需要制造温暖祥和的氛围，让患者在亲人的陪伴下，平静地度过最后的时光。
临终病人有权要求大众，视他们为活生生的人，尊重他们的生命，尊重他们的情感、尊重他们的权利。临终病人有权参与决策，决定自己的医疗方案；临终病人有权拒绝那些痛苦的急救手段；临终病人有权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和地点；临终病人有权得到城市而详尽的回答；临终病人有权了解死亡的时间和过程；临终病人有权怀着安详与尊严过世；临终病人有权要求始终保持身体的尊严。
以上这些临终者的权利，都不应被忽视、被剥夺。无论家属、亲友或医护人员，都应该以对待常人的方式，对待临终的病人，因为直到生命最后一分钟，他还是活生生的人。我们应该以尊重、仁慈的态度对待临终者，死亡才是人生的终点，请别早送他进坟墓。最高境界的死亡，仅靠临终者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。
美国加州在1976年通过《自然死亡案》，至今已扩展到全美国及加拿大。法案允许病人在有能力表达意愿是，以书面的形式选临终的医疗方案，其中最重要就是接受或拒绝心肺复苏急救手术。
世界卫生组织也为缓和医疗做了如下的界定：
*重视生命，并认为死亡是一种正常的过程。
*缓和医疗既不是加速死亡（即安乐死），也不是延迟死亡（即采取无谓而痛苦的延长生命的措施）。
*减轻痛苦和不适症状（90%以上的痛苦可以通过医疗手段得以缓解）。
*关照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需要（帮助病人认识生命和死亡）。
*帮助病人积极生活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